作者：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河南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的伟大祖国由弱变强，各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考古学也不例外。作为一个诞生不到100年的年轻学科，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是中国考古学蓬勃发展的70年，也是人才辈出、硕果累累的70年。70年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学科建设经验，为建立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也对增强文化自信和中华文化凝聚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机构设置上，1950年8月1日，新中国第一个国家级考古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正式成立。由郑振铎兼任所长，梁思永和夏鼐任副所长。这一阶段，很多省区建立了文物工作队，负责本省区的考古工作。

　　在人才培养方面，1952年至1954年，为应对当时全国基本建设逐步展开、考古队伍人才匮乏的局面，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文物局）、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4期考古工作人员培训班，来自全国各地的341位学员参加了培训。这些学员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各地考古工作的骨干。

　　在高校考古专业的设置上，为了培养经过系统训练的年轻考古人才，保证考古事业后继有人，195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在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大力支持下，创立了国内第一个考古学专业，招收考古学专业本科生。此后，四川大学和西北大学等高校也相继成立考古专业，招收本科生。这些学生毕业后补充到了各地各级文物考古机构。

　　在学术期刊方面，1936年创刊的《田野考古报告》于1953年更名为《考古学报》；1950年创刊的《文物参考资料》于1959年更名为《文物》；1955年创刊的《考古通讯》于1959年更名为《考古》。在中国考古学界享有盛誉的“三大杂志”对促进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考古发掘方面，1949年，首先恢复了对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的发掘。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前后，实施了新中国第一批考古发掘项目——对河南安阳殷墟西北冈武官村大墓和河南辉县战国墓葬的发掘。同年，裴文中率队对吉林西团山墓地进行了发掘，曾昭燏对南唐二陵进行了发掘。这些发掘标志着新中国的考古学开始迈出前进步伐。这个时期获得了很多重要的考古发现，如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云南元谋人、陕西蓝田人、山西丁村人和广东马坝人化石。新石器时代的重要发现有陕西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华县元君庙和泉护村遗址，以及河南陕县庙底沟、洛阳王湾等一批仰韶文化聚落遗址，不仅初步建立了黄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序列，而且开始通过聚落内建筑遗址和墓地内墓葬布局探讨当时的社会组织结构。在中原地区之外，也发掘了很多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的遗址，如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下游地区的青莲岗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黄河上游地区的马家窑文化等，这些发现使我们对各个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序列有了大体轮廓。夏商周时期的考古学发现主要有夏商时期的都城发掘，如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遗址，陕西长安西周都城丰镐遗址，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墓葬有山东益都苏埠屯商代大墓、河南陕县三门峡虢国墓地和洛阳中州路东周墓葬、湖南长沙楚墓等。秦汉以后都城遗址发掘的主要成果有：汉长安城和汉魏洛阳城、陕西西安唐长安城、北京元大都等。墓葬的发掘有洛阳烧沟汉墓、云南晋宁石寨山滇墓、南朝帝陵、白沙水库宋代墓葬、明十三陵中定陵等。手工业遗址有河南巩县铁生沟和荥阳古荥镇汉代冶铁遗址以及各地唐宋时代的瓷窑遗址。

　　考古研究方面也涌现了大量成果。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中下游等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序列框架基本建立起来，对我国各个历史时期都城的内涵和布局也有了不同程度的了解。《西安半坡》《庙底沟与三里桥》《郑州二里冈》《辉县发掘报告》《洛阳烧沟汉墓》《白沙宋墓》等一批考古发掘报告问世，为相关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比较系统的资料，也树立了考古发掘后及时编写发掘报告的榜样。这些发掘报告至今仍是中国考古学的经典之作。这一阶段，学者们围绕“仰韶文化的社会是母系社会还是父系社会”“仰韶文化是本土起源还是从西方传入”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针对当时学术界存在的对考古学文化的不同理解和命名的不同做法，夏鼐发表了《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对考古学文化做了精确的定义，认为考古学文化是指在特定时间、特定地域范围内反复出现的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群遗迹、遗物的总和。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原则，应以最早发现的遗址的小地名予以命名。这统一了大家的认识，为考古学研究的深入奠定了基础。苏秉琦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对仰韶文化的分区、分期、类型、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以及社会发展阶段进行了全面探讨和深入分析。上述两篇文章是这一阶段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论文。

　　科技考古方面，这一阶段的“科技考古”主要是对考古发掘中出土人骨性别、年龄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在国际同行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发明了碳14测年技术后，196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仇士华和蔡莲珍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碳14实验室，结束了我国考古学界无法对出土遗存进行科学测年的历史。

　　在对外交流上，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界主要是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同行交流往来。1964年，中国和朝鲜学者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大连岗上、楼上、双驼子等青铜时代遗址和黑龙江宁安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开展了合作发掘。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与外国学术界联合在中国进行的合作发掘。

　　“”开始后，我国考古学的发展一度陷入停滞，到了“”后期，考古活动逐渐恢复。1972年，停刊多年的《考古》《考古学报》和《文物》率先复刊。1975年，苏秉琦提出，要把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研究作为我国今后考古工作一个重要课题，并首次提出“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具有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中国考古学”的任务。此时期，随基建的开展仍有一些考古发掘，其中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河北保定满城汉墓、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最为令人瞩目。各王朝都城考古工作逐步恢复的同时还新发掘了一些各时期重要遗址，旧石器时代有山西阳高许家窑人化石和沁水下川遗址、河北阳原虎头梁遗址、湖北郧县人化石；新石器时代有河北磁山遗址、陕西临潼姜寨、青海乐都柳湾、浙江余姚河姆渡、广西桂林甑皮岩等遗址；青铜时代有北京房山琉璃河、河北定州北庄子和平山中山王墓、内蒙古赤峰夏家店、陕西周原西周宫殿和宝鸡渔国墓地、湖北黄陂盘龙城和江陵楚都纪南城等遗址；秦汉时期及以后发现有陕西咸阳秦都、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汉长安城未央宫、杨家湾汉墓、汉宣帝杜陵、乾县唐章怀太子墓、江苏徐州汉代楚王墓、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北京大葆台汉墓、山西大同北魏方山永固陵和琅琊康王司马金龙墓、黑龙江绥滨中兴金代贵族墓等遗址。这些考古发现取得了一些弥足珍贵的成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考古学也迎来了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

　　地方机构相继更名，队伍规模逐渐扩大。20世纪80年代前半段，各省市自治区的文物工作队纷纷更名为考古研究所，人数由原来的一二十人增加到数十人乃至近百人。这些省级考古研究机构主要承担各省市自治区范围内基本建设考古工作，还有一部分工作是围绕学术课题开展主动发掘，有很多重要的考古发现（如浙江良渚遗址、陕西石峁遗址、安徽凌家滩遗址、辽宁牛河梁遗址、四川三星堆遗址、江西海昏侯遗址等）是由这些地方的研究机构承担的。除此之外，十几个省会城市和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非省会地级城市也相继建立了考古研究所或研究院。目前，全国从事考古钻探、发掘和文物保护的从业人员已达数万人之多。

　　考古工作遍地开花，调查发掘数量激增。随着各地经济发展特别是城市建设，全国实施的考古调查与发掘项目数量呈井喷式增长。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每年百项左右，发展到近年的每年1000项左右。40多年来，考古发掘的总面积是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发掘面积总数的百倍以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展的配合三峡工程的大规模考古发掘。该发掘动员了各省市自治区和地市级考古机构以及部分大学和博物馆的专业人员，约百支考古队共同展开了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基本建设考古，获得了极为丰富的成果。之后开展的配合南水北调工程的考古工作规模也相当惊人。这一时期，我国还分别于1982年和2005年实施了全国文物普查和目前还在进行的可移动文物普查，对于了解我国遗址分布情况、摸清各单位保存的出土文物数量具有重要意义。

　　考古发现层出不穷，重要成果改写历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重要的考古发现不胜枚举，很多发现改写了我们对中华历史文化的传统认识。

　　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十分丰富。在山西和安徽等地，都发现了200万年前的古猿人生活过的遗址，把人类出现在东亚大陆的年代提早到距今200万年前。湖南道县玉蟾岩、广西桂林大岩等遗址，都出土了距今一万五六千年至一万二千年的陶器，证明中国的华南地区和北方地区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陶器的地区之一。在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出土了世界上最早、距今一万年前的栽培稻，表明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水稻的起源地。北京门头沟东胡林遗址出土的距今接近一万年的栽培粟和黍，证明这两种旱地农作物起源于中国北方地区。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距今8000多年、用鹤类翅骨做的七孔古笛，可以吹奏出音准很准的曲调，反映了中国古代先民的艺术水准。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现的距今6000年前的墓葬中，尸体的东西两侧分别用贝壳堆塑出龙和虎的图形，与战国到汉代流行的“东青龙、西白虎”如出一辙。在辽宁西部牛河梁遗址群发现距今5500年、面积达上万平方米的巨型石砌平台，附近发现内有大大小小女神像和动物塑像的神庙，很多山头上有用石块堆砌的三重圆形祭坛，以及出土精美玉龙、玉人等的大型方形积石墓，据此推测应当存在一个影响遍及辽西和内蒙古赤峰地区的神权古国。在与牛河梁遗址大体同时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中，也发现大型祭祀场所，附近的墓地中有的随葬品达数百件，反映出距今5500~5300年前后，各地区都相继迎来文明曙光，且不同区域的社会上层之间，存在着远距离的信息交流，形成了一个最早的中华文化圈。位于杭州余杭、修建于距今5000年前后的良渚古城，内城和外城的面积分别达300万和630万平方米，并在古城以北靠近丘陵的地带修建了长五公里、由多条水坝构成的巨型防洪堤坝，古城内几处祭坛上发现了象征墓主人掌控祭祀权力的玉琮、玉璧和掌握军事权力的玉石钺。该文化分布遍及长江下游地区，反映了当时在长三角地区已经出现了以良渚古城为都城、苏南浙北和上海各地有区域性中心的早期国家，进入古国文明的社会。在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发现建造于距今5000年前的谭家岭城址和距今4600年前、面积在120万平方米左右的石家河城址，说明这里可能是当时长江中游地区的一个政治和文化中心，可能是历史文献中记载的三苗集团。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距今4300~4000年、面积接近300万平方米的巨型古城，发现屋顶用瓦、室内墙壁施彩绘装饰的宫殿基址和规模巨大、随葬数以百计高等级随葬品的大型墓葬和大量墓圹狭小且没有任何随葬品的小型墓葬。这表明当时黄河中游地区的阶级分化已经相当严重。在陶寺遗址还发现了观测天象、决定农时节气的观象台，是世界上能够确认的年代最早的观象台。陶寺遗址的位置、年代、文化面貌和观测天象的设施，都与文献记载中尧的都城——平阳十分吻合。近年来，在陕西北部神木石峁城址发现了面积达400万平方米的大型山城，中心部位的皇城台周围有高大的围墙环绕，台上有宫殿基址和广场，并有石雕的神像。这是一个不见于文献记载的强大文明古国。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发现夏商时期古蜀国的祭祀仪式使用真人大小铜人像和比真人大数倍的巨型铜制人头像以及铜神树等，推测其应是古蜀国的都城。夏代后期都城——二里头遗址发现宫城和具有中轴线理念的宫殿建筑，附近有制作青铜器和绿松石制品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和祭祀区。郑州商城发现规模巨大的外城，殷墟则发现纵横交错的路网、大型的手工业作坊和新发现的甲骨坑。除此之外，新发现了商代早期的都城——河南偃师商城和盘庚迁殷之前、先代商王所建的都城——洹北商城以及位于郑州商城附近、可能与都城有密切关系的郑州小双桥遗址。这一阶段发现多处商代高等级墓葬，主要有江西新干大墓、陕西李家崖鬼方墓葬、山东前掌大史氏贵族墓地、河南鹿邑长子口贵族墓，这些墓葬的随葬品中既有商王朝风格的青铜器，又有具备浓郁自身特点的青铜器，反映了各地区存在着与商王朝关系密切、同时又保留一定独立性的方国。西周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有宗庙遗迹和手工业作坊、路网和水系以及一批西周铜器窖藏，还发现极有可能是周公封邑的遗址。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列国都城开展较大规模考古工作的有：山东临淄齐故城和曲阜鲁故国、河北易县燕下都和邯郸赵国、湖北江陵楚国等。周代诸侯国墓葬在各地屡有发现，主要有山西天马曲村晋国墓地、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墓地、湖北随州曾国墓地、山西晋国赵卿墓、苏州真山东周墓地、无锡鸿山越墓、浙江印山越王陵，等等。

　　秦汉及以后时期都城的重要发掘有：秦都咸阳和栎阳城，汉长安城桂宫和长乐宫，汉魏洛阳城宫城太极殿，曹魏和北齐都城邺城，隋唐长安城大明宫和太液池，隋唐洛阳城的宫城、明堂及部分里坊，渤海上京龙泉府，开封汴梁城，南宋临安城，辽上京，金上京和金中都，元上都，元中都。秦汉及以后的重要墓葬发掘或调查的有：秦始皇陵园的整体勘探和包括铜车马、铜水禽等为数众多的陪葬坑，广州汉南越王墓，河南永城西汉梁王墓地，徐州北洞山和狮子山汉楚王墓，以及近年发掘的江西南昌海昏侯墓、河南安阳曹操墓、扬州隋炀帝墓等。古代寺院的发掘有汉魏洛阳永宁寺、唐长安城西明寺，石窟寺有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这一阶段各地发掘了许多窑址，包括定窑、磁州窑、龙泉窑、长沙窑、景德镇窑以及很多地方窑址，同时发掘了多处冶铜和冶铁作坊遗址，对当时的手工业发展状况有了较为详尽的了解。

　　水下考古发展。我国水下考古是改革开放后开展的新的工作领域。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开始训练水下考古专业人员。经过30年的发展，目前已经成立的国家级水下考古研究中心，拥有上百位具有水下考古资质的专业人员。南海一号、南澳一号、致远舰、经远舰等一批水下考古项目取得了重要成果，中国正在成为国际水下考古大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考古学界课题意识日益增强，相关研究不断深化。国家社科基金等课题促进了考古学研究的开展。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人地关系、古代城市、古代手工业技术与组织、古代宗教信仰、人群迁徙、中外文化交流等领域的研究都取得了重要进展。其中，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三大考古学课题尤为令人瞩目。

　　在人类起源课题上，从中国各地发现的距今十万到两万年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所反映出的文化面貌来看，在石器制作技术等方面一脉相承，看不到原有传统的断裂。特别是针对所谓“中国缺乏距今十万到三四万年期间遗址发现，所以不能否认东亚地区现代人起源于东非”等观点，近十年来，我国考古学者在华北、华南等地发掘多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其中除新疆或山西水洞沟等少数遗址外，华南和华北地区的石器保持了中国本土沿袭上百万年的传统，这表明中华大地的远古先民始终以本土为主，自成体系。

　　在农业起源课题上，距今一万年的水稻和粟黍分别被发现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华北地区，考古发现和包括测年和遗传基因在内的多种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应用，证明了这几种农作物确实原产于中国。这是中华先民对人类文明作出的卓越贡献。

　　在文明起源课题上，20世纪80年代，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和“古国、方国、帝国”理论，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苏秉琦等学者对作为考古学基本方法论的考古地层学与考古类型学进行了提炼和阐述，提出的区系类型理论在促进全国考古学文化研究、建立和完善考古学文化谱系方面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组织了中国文明起源课题研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乃至世界上参加学科和人员最多的人文科研项目。共有近20个学科的400多位知名学者参加工程，多学科、多角度、全方位地开展了中华文明形成过程、背景、原因、机制的研究。工程最重要的成果是，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论证了距今五千年前后长江中下游、黄河中下游和辽河流域形成了早期文明社会的观点。2019年7月，“探源工程”重点遗址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对外交流与日俱增，中外合作硕果累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考古学界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经历了以“请进来”为主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请进来”和“走出去”并行的21世纪前十年，以及以“走出去”为突出特点的近十年。70年来，我国与日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在我国开展了近百项合作调查与发掘，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同时，我国学者也参与到国外考古研究中。如我国著名考古学家王仲殊先生历时30年，对东亚地区古代文化交流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了很多不同于日本学界传统观点的新认识。近十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中国考古队走出国门，到俄罗斯、蒙古、乌兹别克斯坦、伊朗、沙特阿拉伯、印度、巴基斯坦、柬埔寨等国进行合作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一些考古学家还把开展合作发掘的区域扩展到其他古代文明重要发祥地，如埃及、肯尼亚、洪都拉斯等，积极参与世界范围内人类文明的研究。这些境外的合作发掘和文化遗产保护，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声誉。

　　研究手段日益多样，获得信息爆发增长。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学的应用取得了十分显著的进步。考古测年，物质结构与化学成分分析，古人类和古代动、植物的DNA分析，金属、玉石、陶瓷的原料产地和制作工艺技术研究，遥感和各类物理探测技术，古环境、古人类的体质和饮食结构，古代天文、古代环境与人们生活的关系等各种应用自然科学技术与方法被日益广泛地应用于中国考古学研究之中，从古代遗存中获取的信息量以及由此获得的对过去人们生活状况的了解与40年前相比呈爆炸式增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断代工程”中利用了加速器质谱仪进行精确测年，可称得上是测年技术的革命。文明探源工程以考古学为基础，有物理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农学、医学、动物学、植物学、遗传学、环境科学、遥感和空间技术、计算机科学、冶金学、文物保护技术以及文献历史学等近20个学科参加，提出了相关学科的技术规范，极大地拓展了自然科学在考古学中应用的深度与广度。

　　文保技术长足进步，珍贵遗产得到有效保护。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深入，我国考古发掘出土文物的保护技术取得长足进步。出土漆木器、纺织品、竹简、壁画等大量易损文物被成功提取和有效保护，有不少技术属于国际首创，水平居于世界前列，为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作出了贡献。

　　大批遗址得到保护，传承文明贡献巨大。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一大批各个时期十分重要的遗址被发掘，这些遗址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被揭示，其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也被社会认识。很多古遗址和古墓葬被评为国家级或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使这些遗址得以依法受到保护，有的遗址还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进入21世纪，国家先后遴选了150个大遗址，率先进行保护。同时启动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计划，先后三批36个经系统考古发掘和研究、文化内涵被比较清楚地展现出来的重要遗址（如北京周口店、浙江良渚、郑州商城、汉唐长安城和洛阳城等）被批准挂牌接待游客，还有一些遗址陆续获准立项。

　　考古人才培养蓬勃发展，考古队伍后继有人。40年来，国家十分重视考古和文博人才的培养。改革开放之初，全国只有约十所大学在历史系下设置考古专业招收本科生。随着中国考古和文物保护以及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一批又一批高等院校加入到培养考古与文博人才的队伍之中。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高校设立考古、文博、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相关专业的已近百个。40年来，我国培养了成千上万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成为中国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生力军。同时，国家文物局还根据事业发展的需要，组织开展了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班、博物馆馆长培训班、考古领队提高班等不同层次的培训班，对于提高我国考古和文物保护人才的专业水平，促进我国考古和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中国考古学会为中心，各相关专业委员会各显神通。1979年，我国唯一的全国性考古学团体——中国考古学会成立。40年来，中国考古学会作为全国考古学界的中心，通过举办学术年会、专题研讨会、区域考古工作会议等多种形式，带领全国考古工作者团结一心，砥砺前行。

　　考古论著大量出版，考古成果加快普及。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文物局设立专项经费资古发掘报告的出版，国家社科基金也设立重大课题基金，重点支持考古发掘报告的整理和出版。40年来，出版的考古发掘报告达数百种之多，学术专著数量更多。与此同时，《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大辞海·考古学卷》《中国考古学大辞典》相继问世，满足了学术界和社会的需要。目前，我国考古学界已有十几种核心期刊，还有数十种非核心期刊或非正式出版学术刊物。考古工作者社会责任感不断增强，纷纷致力于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的普及。中国考古学会和《中国文物报》共同举办的“年度十大考古发现评选”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论坛评选的“年度六大考古发现”等活动，使社会公众得以了解最新的考古成果。与此同时，各种社会媒体逐渐加大对考古成果的宣传，《探索发现》《国家宝藏》《考古进行时》等纷纷亮相。一些研究机构也主动进行考古成果的普及，中国考古学会成立了公共考古指导委员会，统筹指导全国的公共考古活动。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几代中国考古学者薪火相传，继往开来，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鞠躬尽瘁，砥砺前行。新中国考古学奠基人夏鼐、苏秉琦考古学报编辑部，以及王仲殊、安志敏、宿白、邹衡、俞伟超、徐苹芳、张忠培等一批老一辈学者为中国的考古事业作出卓越贡献，严文明、仇士华、张长寿、杨泓、徐光冀、殷玮璋、李伯谦、郭大顺、刘庆柱等一批权威专家仍活跃在中国考古学的舞台，与此同时，更多的青年学者和学术精英正在成长，昭示着中国考古学更加辉煌的明天。